读莫言的《我为什么写作》

丁桃红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莫言坦言，他最初写作的目的很低俗，为了一天三顿能吃上饺子。莫言文凭不高，当农民时就很爱看书，后来山大毕业的邻居告诉他，作家的生活水平比毛主席的还高，写一本书就能得到很多稿费，每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这个信息让那个时候吃不饱饭的他发誓要写书，就为一天三顿能吃上饺子的幸福生活。

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涉猎了很多文学作品，眼界宽泛了许多，自己也写出了不少的文章。斗转星移，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为吃饭问题而发愁。后来，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对文学创作的逐逐渐深入，慢慢的，莫言滋生了一种文学的梦想：他想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小说。为了这个梦想他痴迷其中，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经历了从没故事可写硬着编造，到故事多的写不完，又到厌烦写出的故事，感觉到没什么可写的过程。莫言写作的目的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为证实自己而写作。

要想证实自己，就需亮明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莫言自己的话说：自己无耻到什么场合都敢讲，什么话都敢讲。除了讲，还要写，这个时期，他的多种作品喷薄而出，《红高粱家族》就是其一。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红高粱》，由张艺谋和巩俐主演，相当有名。

到了1987年，山东南部的一个县发生了“蒜苔”事件，震动了全国各地。生产大蒜的某县蒜苔丰收了。但是由于官僚主义、官员腐败，政府部门办事不力，包括地方的封闭，外地客商进不去，导致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蒜苔全部的腐烂变质。农民非常的激愤，火烧了政府办公楼，砸了县长办公室。这个事件对有着很深农村情结的莫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本《天堂蒜苔之歌》。莫言在“蒜苔”事件的刺激下，决定为农民和技巧试验而写作。《十三步》的问世是他技巧试验写作的一份答卷。他要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腐败现象猛烈抨击，大胆讽刺、挖苦，甚至进行一种恶作剧般的嘲弄；另外，他还想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技巧实验，主要在小说里玩技巧、玩结构，进行各种各样文体的戏仿和实验，这种想法直到在法国受到质疑。

从这个阶段开始，我觉得莫言的小说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尽一个文化人应尽的社会担当。

随着《酒国》的问世，莫言感到，写小说实际就是给别人讲故事他应该为讲故事而写作。

1995年，他开始《丰乳肥臀》的写作。他把自己的母亲这一代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作为小说的背景，深挖生活中的平常事，避开阶级的观点来描写书中的人物。观众饭后普遍反映书中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他把自己的这种写法称为：为改变革命历史小说的写法而写作。

这种写作方式我个人认为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生活中的人，谁的脸上也没有贴好人或坏人的标签。人都有多面性，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就看什么生活让你展示哪一面了。

到了21世纪，莫言又写了一部《檀香刑》，他想恢复作家说书人的身份，借助民间戏剧，通过人物的脸谱化，表达自己对看客的痛恨心理。他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向前探索。

中国漫长的历史实际也是一台大戏，在这个舞台上，除了杀人的，被杀的，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不管遇到什么事件，老百姓爱看热闹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尽管围观者都是一些善良的百姓，但围观者的看客心理与鲁迅小说《药》《阿Q正传》中的围观者不谋而合，这让莫言有了和鲁迅当年相同的心理----痛恨。

随着莫言写作的深刻，莫言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在评价他人，评论世事。他要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让评价他人转向对自己内心的发问，他要像鲁迅一样解剖自己。在以后的创作中，他会把自省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把自己当罪人来写。

从莫言的文章里，不难看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人类精神救赎的责任，这是他对自己自我存在的一种确认和作为文人的一种担当。

人做事儿都有一定的目的，或为物质，或为精神。从莫言的《我为什么写作》中，我还读出了他写作的一种境界：为亮出灵魂写作。一个人敢于主动解剖自己，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勇气。

我动手写作比较晚，我为什么写作呢？最初是被动的任务要求，之后是想让别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从事的工作，想把自己在工作中的做法推广给同行。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最初对个人荣誉的期盼，发展到精神方面的追求。我觉得人在实践的过程中，想法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件事情在行动之初，或许境界没有那么高，理想没有那么大，立意没有那么远，但随着学习和历练的深入，人的境界会不断地得到提升，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关键是我们要行动起来，要在实践中增强体验。

实践证明，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能力和涤荡心灵魂的过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