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有时也是一种营养
丁桃红
1988年7月，我作为许昌师专的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河南省濮阳市。
7月2日,打听到濮阳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且绕道郑州，从郑州转一次车才能到达。我就和同路的另一名同学带着自己的行李，从许昌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去郑州的汽车。
上午十点多从许昌出发，天气就不太好。当时的长途汽车，行李架设在车顶的外部，外面有网线罩着，以防行李滑落。从许昌出发不久，天就下起了大雨。坐在车里，每一滴雨水像是滴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行李会不会被雨水打湿。尽管，我当时装行李用的是防水的蛇皮袋，蛇皮袋的外面是一层硬皮的防雨布。从许昌出发遭遇的这场大雨，给我的心里笼罩了一丝阴影，这是不是预示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可能不顺利？是不是寓意迈出校门走入社会，随时就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车到郑州已是下午四点多，雨停了，天光放亮，闷热袭来。没有去濮阳的汽车班点了，最早的一班车就是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的一班。怎么办？两人身上都没有太多的钱，同学建议，不妨就在郑州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租两个席子凑合一晚上，这样既经济又安全，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晚上的郑州火车站广场，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等待次日启程的旅客，到处是在租来的席子上或坐或躺的人，有的是一个人，更多的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打发时光。我几乎一夜未眠，一则是担心行李丢失，更重要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过夜，不免地生发一种对学校生活深深地眷恋和对未来未知前景的一种担忧。
第二天早上，排了两三个小时的队，才买到去濮阳的车票。濮阳是个什么样子，在我的脑海里还真是个未知数。由于一夜没有合眼，上车后我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拐进了一个院子，院里停满了南来的北往的长途汽车。刚停稳，就有很多当地人冲上车叫喊：“下车吃饭了，下车吃饭了，烧饼、稀饭、包子、油条要啥有啥。”口气中一种不容商量的霸气。司机朝车后的乘客喊：“下车，全都下车。”有位年龄稍大点的人小心地问：“不下可以不，在车上休息？”“不行，全都下车。”司机有点不耐烦地喊。
四合院里紧邻墙的三面位置都是当地人盘的灶台，烧饼、稀饭、包子、油条几近相同的早餐品种一一排开。看见有人下车，小贩一股脑地挤上前拉人，车门口一时乱做一团。
混乱中有人喊：“打架了，打架了。”我抬眼望去，院门口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右手捂着鲜血直流的头，愤怒地说：“你这不是强卖吗？我就不买，你能怎么着？”一个卖西瓜的小贩，手里惦着西瓜刀，咬牙切齿地说：“你不买试试，我砍了你。”我前面站着的一个乘车人小声说：“做个生意，太霸道了。”另一个人接到：“每次从这个地方过，都胆战心惊，不知道又有啥事会发生。很多外地人不信这个邪，较真的结果还是自己吃亏。不想找事就多少买点东西吃吧，司机和他们都是一伙儿的，要不惹不完的气。”
半个小时后，汽车从小院驶出，我悬着的心才慢慢归位。
车子没行多远，停下了，司机下车查看了一番说，车坏了，需要修，乘客又一次下了车。7月流火，临近中午的阳光就像个火球，让人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路边几棵小树的阴凉满足不了一车人的需求，就这样，阳光下乘客一个个被晒的就像流出了油，满脸通红，又不敢离车太远。大约一个多小时，车修好了。尽管车上没有空调，但车跑起来总能带来一些风，比站在太阳底下暴晒舒服多了。
车到濮阳，才知道终点站是濮阳县老城汽车站。我们要去的是濮阳新城区。一路打听，坐上当地的三轮车，又七扭八拐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到濮阳市教育局。
可以想象，当时是以多么狼狈的形象走进濮阳市教育局人事科报到的。接待我们的科长姓娄，很热情，“外地来的啊，欢迎，一路辛苦了。”我的眼睛霎那间湿润了。娄科长把我们安排到当时的建委招待所。
三天后，接到通知，我们被分配到了濮阳市市区。拿着教育局新开的派令到市区教育局报到。濮阳市是1984年才建的新型化工城市，1988年还没有完备的公共设施，主干道还都是土路，“大风起时不见人，汽车没有步行快，红绿灯杆栓毛驴”几句调侃把濮阳当时风沙大、城市人口少、一切待兴的状况形象地描述出来了。
市区教育局的临时办公地点在大庆路上租来的一个小院内。院内无人，我敲开一个房门，屋内烟雾缭绕，有二三十个人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不好意思，我找王安环局长。”环顾室内，我问道。
“你是？”坐在外边的一人问。
“我们是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我把一路上经受的奔波一口气托出，一屋子的人听了之后都哈哈大笑。
这时，坐在里面的一个和善之人笑着说：“你们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局长，欢迎你们到濮阳来工作，一路辛苦了。我们正在讨论今年大学生的安排问题，不瞒你说，你们是第一批支援濮阳教育的知识分子……”
王局长开完会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手里拿了一张纸。
王局长说：“你们想到哪个学校去呀？我这里有市区所有学校的名单。”
我说：“王局长，您就像我的父母，在濮阳我们举目无亲，谁都不认识，更别说哪个地方了，您就替我们做主吧。”
“我要替你们做主的话，你们就到孟轲去吧。”然后，转头对我说：“孟轲今年新建一所学校，新校长张广存，刚才就在会场，你的口才很好，胆子也挺大，他很欣赏你呀，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到一个欣赏自己的领导不容易。张校长是一个开拓进取的好校长，跟着他干，你会很有希望的。”
我们拿着王局长签过的派遣证来到了王局长所说的“孟轲”。一个农家小院落里，一排四间房，其中一间外边挂着“孟轲乡教育组”。我一惊：怎么是乡？不是市区吗？
带着疑问，我敲开房门，接待我们的教育组长姚存善给我们解释说：“濮阳市的情况比较特殊，目前城市分市直、市区和下辖的五个县，市区包括四个乡三个办事处，办事处实际上就是离市直比较近的三个村。”
当时我就有了一种委屈的心态。我从洛阳到濮阳来工作，被分到农村，这不等于掉进深沟了吗？一时间泪水夺眶而出。姚组长说：“没关系，你是第一批到这儿来工作的外地人，我先不给你落关系，你们考虑考虑，决定了之后再说，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
当晚返回到濮阳市建委招待所，我思考了一夜，想到从许昌到濮阳一路上经历的艰辛，要再回去，能好回吗？唉，既来之则安之吧。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非常早，先坐唯一的2路公交车，下车后又步行赶到了孟轲乡教育组对姚组长说：“姚组长，你放心吧，我既然来了，就做好了在这儿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您分配吧。”姚处长非常和气地说：“那好吧，孟轲乡新建了一个学校，新校舍新单位新学生，到那儿去，你会大有作为的。”
我掂着自己的行李，听从领导的安排，到孟轲乡一所初级中学报到。用我爸的话说就是：一眨眼，你就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
1988年7月，我上班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上班”不只是身份的改变，更是社会身份拥有后经济的独立、责任的增加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开始。